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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

“每一个时代都有‘大国’，每一个‘大国’都是它那个时代的特征的体现，也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的表征。这意味着，‘世界大国’是引领时代潮流的国家，它们开启新时代，成为被模仿的榜样。”在《风起云飞扬：钱乘旦讲大国崛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的终章，钱乘旦先生这样写道。

机缘始于2006年，央视播出的十二集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引起轰动，作为该片学术指导，钱乘旦于2012年在北京大学开讲“大国崛起”课，初期只设150个名额，结果教室被“挤破了”。名额逐年增至500个，已是教室座位的极限，但每次上课，地板上、台阶上、窗台上会挤满人，还有许多学生站着听课。

一方面，说明“大国崛起”已成时代的新关切，人们渴望从历史中获得经验；另一方面，任何“大国崛起”均需多年积累，可现实是，言“崛起”者多，论“积累”者寡，带有浮躁情绪。

“大国崛起”不应变成盲目、狭隘的口号，只有从情绪走向理性，才能发挥启迪智慧、指导现实的功用。可“大国崛起”作为新兴学科，意见纷纭，对学习者的逻辑能力、思想包容度、判断的审慎度、多元化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等提出挑战，带来普及之难。

怎样才能把“大国崛起”讲得既通俗又扎实？这本授课记录汇成的书，值得玩味。

历史的智慧来自比较，而非比附

本书主要方法，亦是最精彩处，在于“科学的比较”。

比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思维方法。自然禀赋决定，我们只能通过比较获得真知——遇陌生之物，先将它与已知之物比较，渐次融入认知体系。以明末舶来的美洲烟草为例，初期称“淡巴菰”，只是音译，后期称“菸”，始与历代草本知识贯通，人们才发现，汉代典籍中已有类似植物的记载。烟草从陌生变为熟知。

然而，比较也常给人误导，成为比附，即拿不能相比的东西来勉强相比，体现为三种形式：

其一，视相似为相等。清代中期起，士大夫对近代科技多持“本中国古法，西人得之”观，并无太多证据，惟依古书中不甚明确的记载，佐以任性解读，使“西学东源”说一度成主流。

其次，乱用不同领域的经验。清末志刚出使西方，对近代科技充满好奇，观察甚细，结论却是“奇技淫巧之货”，他不理解，西方天文学发达，为何不用它预测人事？当时的大儒倭仁更是发出“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等反智之论，都是将某一领域的经验，不加实证地视为根本，应用到其他领域中。

其三，任性演绎。比如将人喻为植物，进而将头、颈、躯干、四肢喻为根茎叶花，人体相关部位生病时，则据植物相应部位的特征，进行治疗。比喻只是略同，堆砌在一起，却造成了“系统相似”的集体错觉，甚至遮蔽了证伪的可能。

比较不会自动带领我们进入理性世界，相反，比较充满风险，它可能变成深度愚弄，将人困在自说自话、自我满足中。则本书提供的“去比附，求比较”的理性工具箱，尤有价值。

大国崛起成败关键，系于能否与时俱进

本书的第一个工具是定义意识。

谈“大国崛起”，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大国”，它不是将古往今来所有大国都算在其中，而是专注于“世界大国”，而“世界”是近代才有的概念，只有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人类彼此成为同一体时（大约始于1500年），“世界”才真正出现，历史仅600年左右。

依此标准，中国是地理大国，非世界大国，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等本土虽小，却深刻影响过“世界史”走向，反而是不折不扣的世界大国。

葡萄牙、荷兰、西班牙为“世界”贡献了地理大发现和重商主义，将分散在不同大洲的文明联系起来，美洲白银产量决定了明清两代的命运，产自美洲的番薯、土豆、玉米等，让欧亚人口同时激增，清朝、日本、英国、法国等在百年左右时间内，人口均增2倍，引发种种社会问题。

英国、法国为“世界”贡献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生产首次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效率大增。英国能长期领先，不是研发能力更强，其核心技术多来自国外，但英国人善于创造机制，将技术集成，得到充分应用。1914年时，英国殖民地已占全球面积的1/4，是其本土面积的110倍。

德国、美国为“世界”贡献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通过现代教育体系，乃至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使它们后发先至，成为新的领先者。

明确定义，可知“大国崛起”是一个“新问题”，距古代智慧略远，主要经验来自近代，“曾经是大国”“历史悠久”非“大国崛起”的要件，决定“大国崛起”成败的关键，系于能否与时俱进、能否快速学习新经验等。

明乎此，有利于规避当下相关讨论中，伪命题泛滥、不得要领等弊。

要真正的思考，而非浮躁的悟

本书提供的第二个工具是广泛比较。

比附往往建立在经验材料太少之上，得出的结论貌似透彻，却无法指导实践。清末名学者康有为旅居西方多年，广习新学，却建构出一套搞笑宇宙观：世界的本质是电气，阴电、阳电推动太极运转，构成万物，人可用脑电，干预此进程……

康有为对物理学了解太少，全力以赴，做出来的却是废学，体现出思想方法上的缺失——用浮躁的悟替代真正的思考。悟是非秩序的认识突破，试错成本高，思考则需更多比较对象，让判断扎实。

本书对比了9个世界大国的崛起过程，发现：虽“主流”学说强调，国家干预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会拖累“大国崛起”，但9国无一例外，都曾有国家干预阶段。在国家干预下，国民形成共同身份认知，真正团结起来，从而排除外部干预，赢得自主发展的空间。

与此同时，9国经验也证明，当国家干预完成其历史使命后，如何把接力棒交给社会与市场，会对“大国崛起”产生深刻影响。

葡萄牙、西班牙等重商主义国家本可长久保证领先地位，但权力被既得利益集团把持，决策丧失灵活性，无法应对时变。西班牙人从美洲掠夺了大量黄金、白银，却没用来推动科技发展、产业提升，而是消耗在宗教战争、领土战争中，与英法殖民地相比，西班牙殖民地普遍管理落后、贫穷，自然会被前者替代。

庄子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更多样本比“小样本+脑补”，更具穿透力。

制度很少是主角，却是决定性的力量

本书提供的第三个工具是理清本末、慎下判断。

作者洋洋洒洒，以叙述为主，判断并不多。毕竟历史规律与物理规律不同，物理规律存在对称性，只要在相同的场中，规律会一直存在，相应的现象可重复，历史则不同，一旦发生便不会重来，即“历史从不重复，但总是在押韵”，可从押韵关系中真能总结出规律吗？

读史者应有一份谦卑：以现有的数据水平，以及人类的理性能力，还不足以真正把握历史规律，所有“必然如此”“理应如此”，仍有可推敲的空间。所谓“黄宗羲定律”之类，只是文学说法。

越是好的历史写作，在判断上就越克制。事实是，“知本末”有时比“下判断”更重要，后者可能带来误导，前者则蕴含更多可能。

从“知本末”看，欧洲文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不仅落后于中国文明，也落后于西亚文明，直到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农业产量仍远低于中国，当时的西亚人看欧洲人，常被其野蛮、愚昧而震惊。

15世纪，欧洲开始崛起，逆转了“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格局，原因有二：一是建立了民族国家这一全新的组织方式，避免了分裂，消除了长期落后的关键根源；二是工业革命创造出巨大财富，从农耕社会走向工业社会。

这是一个不断冲突、不断磨合的过程，并非一次“光荣革命”就解决了所有问题，身处其中的人，也不是带着清晰的剧本在前行，他们在命运起伏中，也深感迷茫。但不论多少回潮、倒退、挫折，制度始终在向前演进。

只有看到这个漫长的演进史，才能真正理解制度演进的价值：一连串剧变中，它很少扮演主角，有时甚至不在场，可它才是决定性的力量。

《全球通史》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说，历史不断被重写，不是因为前人写错了，而是时代的要求改变了，通过重写历史，可为当下思考提供参考。本书亦如此：它讲述的是欧美国家史，可努力回应的却是中国读者的疑问。

30年前，关注“大国崛起”的中国读者并不多，近20年来，“大国崛起”成了热词，但各方对它的理解，未必相同。

一种理解偏重情感，将“大国崛起”视为伟大传统的回归，是悠久的古代精神的必然结果，而地理因素、文化因素等是其背书。

一种理解偏重理性，将“大国崛起”视为新生事物，它不只有光荣的一面，还有承担责任的一面，在民族国家丛林中，其成本甚高、风险甚大，应充分考虑综合实力、发展阶段等因素，循序推进。

作为共识的“大国崛起”，既应包含情感因素，也应包含理性因素，但“平衡二者”是一个情境化的问题，要看时代奇迹和人们意愿，无法预定。

本书呈现了“大国崛起”的多面性，付出巨大努力后，英国只坚持了300多年，其间挑战不断。也许，面对“大国崛起”应保持一份平常心，与其讨论它的辉煌，不如回到本文开头所引，更多去思考能否引领时代潮流。能否成为被模仿的榜样，为“世界”做出贡献才是根本，“大国崛起”只是自然的结果。

于是，本书便有两种读法：一是通过梳理9国史，对“大国崛起”进行深度思考；另一是展开近现代史广阔画卷，帮读者在纷繁中保持清醒，不被比附愚弄。不论哪种读法，它都是补充智慧的营养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