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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一凡(Dong Yifan)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马斯克同欧洲右翼政党打得火热,实则代表了双方背后的美欧保守主义势力在外交、政治与经济利益上相互利用的趋势,对特朗普2.0时代的跨大西洋关系互动也将造成较显著影响。
近期,美国科技富豪马斯克公开站台德国选择党及批评英国工党首相斯塔默的言论,引发欧洲主流政治家的一片抨击,纷纷给其扣上“外国干政”“反民主”的帽子,而欧洲右翼政党则将马斯克视作贵人。马斯克同欧洲右翼政党打得火热,实则代表了双方背后的美欧保守主义势力在外交、政治与经济利益上相互利用的趋势,对特朗普2.0时代的跨大西洋关系互动也将造成较显著影响。
首先,马斯克现象显示了欧洲右翼对科技权力的追逐。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欧极右政治的联动就已成为趋势,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热衷在欧洲培育右翼力量,在布鲁塞尔建立“运动基金会”,在意大利筹建培育右翼政客的“角斗士学校”等,并与萨尔维尼、欧尔班等右翼政客交往甚密。而随着马斯克作为科技巨头倒向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保守阵营,其在社交媒体、太空技术所拥有的资源也被欧洲极右力量视作以科技加持政治影响力的抓手。比如,欧美右翼力量的社交媒体运用水平远超传统政党,而马斯克不断将X(原推特)打造为“自由发声”平台。对审查社交媒体内容的不屑一顾,实则在强化欧洲右翼的政治动员能力和传播影响力。再如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频频与马斯克亲密互动,则有吸引马斯克投资意太空行业的考虑。此外,梅洛尼出于亲乌克兰政治立场,也希望通过拉住、取悦马斯克,劝说他继续以“星链”系统对乌提供技术支持。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曾在X上发布的与马斯克的合影。
其次,欧洲右翼希望借特朗普“圈子外交”偏好来抬高身价。特朗普用人和决策依赖小圈子和身边人的偏好世人皆知,而马斯克政治价值的抬升,正得益于其作为科技巨头为美国保守阵营在选战中提供丰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使他及彼得·蒂尔等科技权贵与保守政治力量结成盟友关系。特朗普任命马斯克为政府效率部长则是后者进入其决策圈的标志。美国“政客”网站刊文称,马斯克在其盟友和敌人眼中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在全球各国领导人和政府普遍希望借助“身边人”渠道与特朗普建立关系的背景下,欧洲极右政治力量对马斯克的偏爱,实则是希望通过他与特朗普构建更紧密联系,壮大美欧“右翼互动”以展示自身政治分量,乃至提升自身在欧洲对美外交中的话语权。
当前,欧洲右翼领导人与特朗普的互动已经走在主流政治之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接连赴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会晤,而马斯克则在欧尔班会晤特朗普时在旁陪同,也在特梅会后宣布将为意大利提供安全通讯服务,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将梅洛尼视作欧洲对特朗普外交的关键渠道。实际上,欧洲主流政治家也将迎合特朗普及马斯克作为拉紧跨大西洋关系的抓手,法国总统马克龙力邀特朗普和马斯克出席巴黎圣母院重开仪式,荷兰前首相吕特能当选北约秘书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特朗普耳语者”的作用。
▲2024年12月10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X上发文称:“今天在美国。未来已经开始!与特朗普、马斯克和沃尔兹(注:特朗普提名的国安顾问)在海湖庄园共度下午时光。”
然而,马斯克作为一个商人,与欧洲右翼力量互抬身价必然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亦希望通过对欧洲政治的“投资”来获取相应回报。从马斯克及其背后美国科技资本的利益看,他近年来在大西洋两岸不断倡导数字行业去监管化进程,与欧盟委员会等欧盟机构就反垄断、数据保护以及数字企业责任等方面矛盾不断上升,并视欧盟数字监管、治理法规及“布鲁塞尔效应”为扩张商业利益的重要阻碍。马斯克与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保守派联手,不仅是因为自身政治立场的转变,也在于美国右翼对经济、科技自由化发展的支持立场符合其商业利益。而欧洲右翼力量普遍主张在经济上减少冗余、繁琐的规则手续,反对布鲁塞尔对成员国经济“过度干预”,因而与马斯克的理念不谋而合。而随着美国科技保守力量对欧洲渗透加剧,欧盟进一步强化数字、科技治理可能面临更多分歧声音及来自成员国的抵制意见,且成员国与马斯克就太空、网络通信等领域的合作也可能稀释和分化欧盟的共同产业计划,如欧洲多国政界人士认为意大利与SpaceX的合作将使其过度依赖美国技术。
而从欧洲整体对美外交来看,右翼力量借助马斯克与特朗普搭上联系,虽然有助于丰富欧洲对美沟通渠道,但实则强化了特朗普在对欧外交中忽视欧盟机构、乐于与成员国进行双边谈判和交易的偏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盟及法德推动欧洲团结应对“特朗普冲击”的努力。面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在关税、对乌援助等政策领域的挑战,欧洲右翼与特朗普的对话往往立足于本国利益和政策偏好,缺乏对欧洲整体政策利益的协调与维护,欧洲战略界担心,这一趋势将使欧盟在美国面前被“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使得欧盟外交决策中出现更多“特朗普代言人”。此外,欧美右翼放大强调国家利益、支持西方保守价值观的声音,也可能削弱欧盟外交的自由主义价值和普世主义色彩,使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道德说教和价值干涉变得更加苍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美聚焦”】